来源:【嘉兴日报-嘉兴在线】
我是受“五四”新文学影响成长的,因此喜欢藏书。上学的时候,零花钱不多,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。
1943~1949年前,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,还有一些翻译小说 ,居然有 一 箱藏 书 。
1949年夏,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,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。一解放,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,我于是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“一无所有”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从零开始,我又买书。这时,除文艺书籍外,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。1955年5 月,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,路经重庆,打电话找到我。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。
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,谈得很愉快。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:“你喜欢读书,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,我可以送你。”我立即表示感谢。
从此,巴老常寄书给我。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,从成都调到北京,只要我提出要求,巴老总是有求必应。例如《契诃夫小说选》,三十几本,他基本上为我找全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《欧阳海之歌》刚一出版,他即主动寄给我,当时我在辽宁。许多同志表示羡慕,排队向我借阅。由于书价低,我经常也买书,在藏书上逐渐“先富起来”。
1964年,我第一次到上海,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。大小共六七间屋子,许多书柜和书架,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。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,但可望而不可及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我和巴老异地受审,在1972 年才重新取得联系。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,又开始向巴老要书。
当时,巴老的书早被封存,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。例如《屠格涅夫散文诗》《罗亭》《约翰,克利斯朵夫》《稼轩长短句》《今古奇观》《元杂剧选》《康熙字典》等。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,我都写信感谢。
1976 年 1 月 20 日,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:“寄点书给你,算不上什么,只希望你好好工作,能做出点成绩 。 我 的 书 房 还 没 有 启封……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,我一时也用不着。外面的书也不少,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。还有小林、小棠也拿了些书去。给小林的最多,你是第二。”
我经常患眼病,1975 年住院治疗几个月。巴老很关心,来信说:“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,你的身体你要注意,为了更好地工作。”稍好一点,我闲不住,又想看书。
不久,巴老寄了一套旧版本《镜花缘》给我,并在信上说:“《镜花缘》找全了,这是大字本,看起来方便些。”当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《镜花缘》时,深感巴老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都能为人着想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巴老恢复名誉,存款也解冻。当时我一年要去上海两次,每次去一般都要与巴老谈到深夜。
有一次长谈快结束时,巴老问我:“你一年要花多少钱买书?”我无法细算,仅估计了一下,说:“大约三百元。”他说:“你把发票留着,定期到我这儿来报销。”我对巴老的关切十分感动,但思想上极为矛盾。
经过短时间的思考,我回答说:“按我和你的关系和感情,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,但你最好不给我钱。因为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与你接触是为了向你要钱。”
我之所以这样说,是确有个别人因为巴老爱帮助人便随意向巴老要钱。巴老理解人尊重人,立即说:“好,我还是送书给你。”为了藏书,我有时也向十二姑和小幺爸要书,巴老却说:“你不要向小幺爸要书,他还有三个女儿,应该留给她们读。”我听了感到很惭愧,为什么我没有为人着想呢?
我把巴老的提醒当批评,举一反三,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巴老有很大的差距。有四五年的时间,我常向巴老要书。有一次在上海,心直口快的九姑妈批评我:“老五,你光晓得向四爸要书,他年纪这么大了,要找书、包书、写封皮,然后提着书从武康路到淮海路邮局去寄。他受得了吗?”我接受了九姑妈的批评,从此没有写信向巴老要书。
按照巴老的意见,改为我到上海时自己把书带回。以后去上海的时间少了,巴老给我的书一般请我的外甥李舒带给我。有一次巴老来信说:“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。李舒带的东西太多,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。”由此可见巴老处处为人着想。巴老戏称我为“藏书家”,有些版本好的书,他特别要送给我。
在我的藏书中,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老送的。这些年每看见自己的藏书,既感到巴老对我的爱,又想起九姑妈的批评。我仿佛看见若干年前,七十高龄的巴老忙着为我找书、包书、写封皮,然后一个人提着书到邮局去寄。我怎么那样不懂事,不为人着想?问心有愧。巴老常说他欠了债,要还清。我欠了巴老的债,也要一笔笔地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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