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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氏创始于夏代,是从古老的嬴姓中衍生出来,为赢姓十四氏之一。据统计,全国徐氏现有人口大约二千万人,列各姓第十位。徐氏也是余姚最早见诸史册的五大姓氏之一,现有人口约四万人,以徐姓为村名的村庄达二十七个,为全市第四大姓。

一、徐氏渊源

徐氏始于夏代的若木,为黄帝之后。 “徐自轩辕蠃姓,至伯益生若木。”(徐生祥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》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需要说明的是,轩辕(即黄帝)姓公孙,并非蠃姓,蠃姓乃始于伯益,所以有“嬴与徐俱出伯翳”(《南渡考正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二)的说法。

伯益,又称“益”(《尚书》),“化益”(《世本》),“大费”、“柏翳”、“伯翳”(《史记》)等,是尧、舜、禹禅让制度与夏朝家天下专制制度过渡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。据《史记•秦本纪》记载,伯益帮助大禹治水,取得巨大成功,大禹向舜言道:“非予能成,亦大费为辅。”舜赐伯益玄玉和本族姚姓之女。伯益担任虞官,帮助舜掌管山泽,繁育鸟兽,“佐舜调驯鸟兽,鸟兽多驯服”,“ 畜多息”,于是舜封伯益于费,赐姓嬴氏。

司马迁称:“秦之先伯翳,尝有勋于唐虞之际,受土赐姓。”伯益还是水井的发明者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。关于前者,《世本》称:“化益作井。”《淮南子•本经训》还绘声绘色描述道:“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,神栖昆仑。”关于后者,西汉刘歆认为:“禹别九州,任上作贡,而益等类物善恶,著《山海经》。”(刘歆《山海经表》)显然,这些当是伯益治水过程中的副产品。由于伯益德才兼备,功业卓着,所以禹死后,禅位于他。但是大禹的三年丧期过后,伯益却让位于大禹之子启,“益让帝禹之子启,而辟居箕山之阳”。

依司马迁的看法,是当时益的声望不如夏启,“虽授益,益之佐禹日浅,天下未洽。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,曰:‘吾君帝禹之子也。’”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。因为伯益完全有能力胜任和合天下的重任, 墨子称“禹举益于阴方之中,授之政,九州成” (《墨子•尚贤》)。倒是大禹却是阴阳两面,一方面荐举伯益,另一方面又“以启人为吏”(《史记燕召公世家》),让儿子启的手下人做官吏,使后来禅位的伯益权力被架空。显然,“天下未洽”的原因不在于伯益“佐禹日浅” ,而在于大禹为传位给儿子而作的人事安排。而且对于伯益的结局,与《史记》不同,韩非子称“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”(《韩非子•外储说》),《竹书纪年》称 “益干启位,启杀之” 。

伯益生有二个儿子,长子大廉,次子若木。关于若木之氏,正史与家谱有异。《史记》认为若木为费氏,“子孙或在中国,或在夷狄” (《秦本纪第五》,《史记》卷五)。而徐氏家谱则认为若木以封国为氏,为徐氏,“(若木)夏仲康九年始受封徐国,以国为氏,食邑东海郡”(徐生祥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

家谱之说最早可追溯到晋咸宁二年(276)镇北将军徐晔上晋武帝《宗系源流表》,称:“臣承少昊、颛顼、大业,娶少典之女华,生大费,佐禹治水有功,舜妻以姚女,为虞官,调驯鸟兽,是为伯益,封嬴邑为姓。益之子若木受封于徐国,遂为徐氏,食邑东海郡。”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因为此表是承诏而进,且其材料“史籍具存,列于秘阁”, 又有司空校尉崔琳和尚书著作郎袁彦安覆勘,“问源不贰,继代无差”,其可信度当也不亚于《史记》。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笔者揣测,或许若木之氏本就有费、徐两种,子孙散处中国、夷狄而各有传承吧。

若木生有四个儿子,分为四姓,长子征国继承徐氏。“若木生四子,分为四姓:曰征国徐氏,曰终黄氏,曰季胜马氏,曰天水赵氏”。 (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至周昭王时,徐氏三十一代孙绥被封为侯而不受。绥生子诞。诞是远视眼,《泗虹合志》载:"目不能缩视,望远乃见。荀子注云:'其状偃仰,故称偃焉。’”后来就称为偃王。徐诞少年高才,“容貌端庄,才器雄略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“年登十七岁,才艺过人,诗礼具足。

年二十岁,文武兼全” (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周昭王非常宠爱徐诞,把他封爵于徐州高平郡。二十岁时,徐诞因军功受到穆王之封,领青、兖二州牧。“是时徐夷作乱,率九夷以伐宗周,西至河上,穆王畏其逼命。偃王讨之有功,穆王宠之,分国半治。”( 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当时徐国“地方五百里”, 涉及淮河、泗水流域的今安徽泗县及周边的安徽东北部、山东西南部和江苏西北部一带。“其城周十二里” (《汉•地理志》),竟超过周天子的王城“方九里”。

加上他“君国子民,一以仁义为尚,悉除去刑争末事” (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随着国力不断增强,徐诞的雄心也越来越大,便僭越称王, “获朱弓彤矢,以为天瑞,乃僭称王”(《帝乡纪略》)。当时周穆王 “不恤国事,盘游无度” ,一时民心离贰, “四方诸侯争讼者不之周而之偃王,讴歌者不讴歌周而讴歌徐。陆地来朝者三十六国”(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徐偃王俨然形成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态势。于是,有荆楚与造父向穆王进谏,“穆王长驱返国,乃以楚师伐徐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

徐偃王的结局有三种说法:一种说法是南逃至越地隐居。“叹曰:‘智者不惧危难,贤者不顾荣禄。’遂逃去,以其位让于楚……始于滃山海头,次至衢越太末,崩于会稽山。今龙邱薄里村徐山(今浙江龙游境内)即其地。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第二种说法是先北至彭城,后南隐越地。“去之彭城,民从之者数万人,居之,是为徐山。于后君乃之越,过会稽之水,投玉几砚焉,遂老于甬东。”(徐时栋《徐偃王志》)第三种说法是被杀。《元和郡县志》称:“(周穆王)乘八骏之马,使造父御之,发楚师袭其不备,大破之,杀偃王。”不管偃王是退隐还是被杀,其子孙则是散居开来。

长子宗北迁至今徐州境内。 “其子宗遂北徙彭城武原山下,百姓归之,号曰‘徐山’。”( 《元和郡县志》)周穆王也封徐宗子爵,继续管理徐国。次子衡居越地,周共王即位后,“思王仁德,复诞之子衡封爵,以守宗祀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也得到封爵。余姚徐氏属于南迁的徐衡一支。

徐衡后裔“婚齐娶宋,会晋盟楚。臻秦历汉,或同喉舌,或位三台。爰及魏晋,子孙显宦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。其中,西汉末有徐元泊建始元年(前32)任江夏太守,河平二年(前27)迁秘书监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他鉴于当时贵戚王莽阴谋纂夺汉祚的严峻形势, “虑沉其祸,先于阳朔二年(前23)渡江以避其乱” (《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举家迁至姑蔑(今龙游)。东汉永元七年(95),有徐昇任河南太守,迁都侍郎镇北大将军,又迁居于汴京扶沟柳家庄。

后有高士徐穉,“非力不食,恭俭义让”(《徐氏受姓居汴世原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里人都服其德。陈蕃荐举五人,第一人便是徐穉;汉桓帝以安车元纁备礼起征;太尉黄琼也征辟,徐穉都不就。至三国,有徐幹擅名东土,魏帝征辟不就,怀抱箕山之志。他著文《中论》,真德秀认为“澹薄无华,醇而有疵”,比之为荀卿。至东晋,徐晔为镇北将军、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,于咸宁二年(276)上晋武帝《宗系源流表》——这是现知最早的徐氏家谱,可惜现已不传。

唐以后,随着士族制度的消亡,徐氏或以科举仕宦,或以文士称道。唐代徐有功举明经,为左台御史,潘好礼称:“有功断狱,天下无冤。”(《徐氏受姓居汴世原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南唐徐铉居广陵驿,帮助南唐归宋,“直学院,修《春秋》”,时称“江南文士”。 (《南渡考正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二)北宋徐士奭于太平兴国五年(980)廷对第一,赐状元及第,官至尚书令。徐处仁于崇宁初中进士,官中书侍郎,建炎年间(1127-1130)随高宗南渡,迁居于山阴项里,敕赐吏部尚书,墓葬于迪埠岭。徐处仁生有四子,子孙在浙江繁衍,所谓“松柏不愁冰雪冷,多生枝叶遍西东”,他也就被尊为统浙始祖。余姚徐氏也大多是徐处仁的后裔。

如上所述,徐氏历史既入正史,又早成家谱,其间记述,如伯益“黄帝九代孙” (《徐氏受姓居汴世原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“(若木)更三十四代,至周昭王徐兖(即徐绥)封为列侯” (徐生祥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》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,靖为偃王七世孙,处仁为偃王五十七世孙,等等,形成自黄帝至徐处仁约一百代世系。然而厘然有序的背后,也包含着诸多矛盾与舛误。徐氏家谱也承认:“自伯翳传至偃王,千有百年,世代未有考核。即偃王至汉约七百年,亦莫详溯及。”(《南渡考正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二)就是“确有传述,始无遗逸”(《南渡考正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二)的徐靖之后,各代的名讳及其传系也多有未定。所以上述内容,有许多是针对整个徐氏家族而言,并不能确认其都是余姚徐氏一支的先祖事迹。

二、徐氏迁姚概述

据梁天监七年(508)御史中丞王僧孺《修立灵山王庙碑》载:“余姚龙泉山祀立王庙。”(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余姚早在六世纪就建有徐偃王庙。由此推想,当时余姚应已经有徐氏后裔居住。随后余姚徐氏不断发展,逐步散布城市乡村,甚至于几乎占有半个县境。“第徐居越者甚多,而余姚为尤盛,聚族数十村,几半其邑”(《修徐氏家谱序缘》,《姚江菖蒲荡徐氏宗谱》卷之一),“名家巨族,无愈徐矣”(祁世良《姚江徐氏三续宗谱序》,《姚江徐氏三续增修宗谱》卷首)。

不过从现存家谱来看,余姚徐氏大多迁于南宋以后,其渊源有的来自处仁及其近族,有的虽载伯益、若木、徐偃王,甚至徐穉、徐处仁等人事迹,但于始祖迁居前的一段历史却无从考证,“为子孙者尚以源流不晰自为咎矣”(《修徐氏家谱序缘》,《姚江菖蒲荡徐氏宗谱》卷之一)。

就笔者所见,来自徐处仁及其近族的徐氏有四支,可分三种情况:一、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。两支尊徐处仁为祠内始祖,但徐处仁并未迁居余姚,只是其次子徵(讳林,字仲山)从高宗南渡,于绍兴元年来姚总督军屯,后葬于海南屿墩山(今桐木湖)。但这是驻军,并非迁居。真正迁居余姚的是徐柟(即迁念二),已是徐处仁的五代孙、徐徵的四代孙。至于徐柟落脚在余姚何地,则存在多种看法。一是在姚江之南,《姚江眉山徐氏宗谱•徐尔康序》称:“我辈皆迁廿二公后裔,由马堰迁眉山之北,依周塘而聚族焉……与马堰皆由南城分支。” 认为该支迁徙路线是“南城→马堰→眉山”。

二是在马堰,《姚江徐氏支谱•迁县世系表》称:“柟公由绍迁余姚马堰。”三是笼统的只称一个大地名余姚,《姚江徐氏续谱•南渡考正》称:“迁念二公已居姚,为吾南北宅及马堰之总祖。”由于迁念二墓在马堰,马堰徐氏又奉迁念二为始祖,而姚江徐氏却奉迁念二的三子秉钝为始祖,所以笔者认为,徐柟落脚地当在余姚马堰。马堰徐氏后来有分支徙居余姚眉山、县城、云柯,也各有家谱。

二、孝义徐氏。始迁祖徐淳四为徐处仁长子徽之后裔,明时自徐官桥徙孝义乡德惠桥。三、茹墟徐氏。始迁祖徐珣三为徐仁处侄孙,南宋时自会稽徐家宅徙居余姚烛溪乡茹墟。始祖迁居前历史无从考证的徐氏有如下三支:一、后清门徐氏。始祖徐清一在元至元初因兵燹自绍兴府桥徙居余姚冶山,其子茂三于元至元七年(1270)再徙后清门,其孙有四,三人在家,第四孙敬四赘居慈溪石台乡太平里张氏。徐敬四支后来子孙繁衍,有《慈南徐氏宗谱》。

二、菖蒲塘徐氏。始祖徐泰十南宋绍兴年间(1151-1162)为户部侍郎,至六世良三于宋末自上虞管溪迁居菖蒲塘。由于旧谱在明代兵燹中遗失,渊源不明。三、梅川徐氏。迁姚始祖徐正中,南宋庆元年间(1195-1200)为武昌县尹,迁至余姚城西北隅,后移居东北乡梅川。迁自何处不详,也有人称“由睦州徙连山,连山徙余姚之西北隅,是宋嘉泰间兵部侍郎讳逢龙者始也”(孙铤《梅川徐氏宗祠碑记》)。在这七支徐氏中,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是最为兴旺的两支,下面分章介绍。

余姚徐氏诗礼传家,人才辈出,初兴于元代,鼎盛于明清, “信乎乔木世家”(《南渡考正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二)。据《光绪余姚县志》记载,徐氏有征辟十人,进士二十一人,举人四十六人,武进士四人,武举人八人,贡生三十八人。现就材料所及,简介如下。

征辟十人,其中元代三人,明代六人,清代一人。元代为仲达(学士院佥书侍郎)、彦威(崇文监典簿)、良玘(西安尹)。明代为伯庸(定县知县)、士涓(河南按察副使)、得名(庐州知府)、允恭(凤阳府通判)、祖厚、子元。清代为沁(不就征辟,以著述终身)。

进士二十一人,其中明代十九人,清代二人。明代为廷圭(工部侍郎)、海(广东按察副使)、瓚(汀州知府)、谏(茶陵州同知)、守诚(山东参议)、天泽(广西太平府知府)、文元、爱(南京工部郎中)、子龙(南昌知县)、九皋(贵州副使)、存义(叙州知府)、方(扬州同知)、一鸣(赣州知府)、怀爱(知县)、绍卿(福建兴化知府)、执策、震(增城知县)、应登(御史)、进明。

清代为致敬、文藻(刑部员外)。举人四十六人,其中明代三十二人,清代十四人。除了上述进士外,其他举人明代为熊、律(建阳教谕)、彬(宜都知县)、云凤(江夏知县)、全(归化知县)、子贡、子贞(福建佥事)、元孝、子宜(通判)、珊(辰州同知)、建、恒锡(知州)、廷兰;清代为岱(知县)、景范(内阁中书)、宗枚(户部观政)、凝世(遂安训导)、以恒、大铣、佩钺、境(教谕)、文颖、建棠、辰、敬铭、绍麟。

武进士四人,其中明代三人,清代一人。明代为世卿(守备)、邦达、闻烋。清代为燽(卫守备)。武举人八人,明清各四人。除去上述武进士,明代举人为锐、之俊(注:举人无闻烋,不知何故);清代为名标、凤麟、殿榜。

贡生三十八人,其中明代十五人,清代二十三人。明代为安善(长沙通判)、廷圭(工部侍郎)、肃彰(工部主事)、政(蓬州知州)、诏(顺宁卫经历)、仪(池州训导)、凤(教谕)、子麟、瑚(灵璧教谕)、克纯(泰州、六安学正)、廷铨(训导)、应斗、如尧(汝宁照磨)、重明、进明。清代为景瀚(庆元教谕)、文植、景涛、世杰(博 白县典史)、景洵、夔、世棠(仁和训导)、琰(简州知州)、坡、照、以恒、坤、浩、镗、景洙、春奎、汝量、安愚(封邱训导)、润、辰、汝荣、葆麟、华润。

清代又有不少人获实职,如五品官有良模(松江府同知)、世霦(晋州知州)、以增(岷州知州),六品官有树观(户部主事),七品官有文耀(济宁州州判)、镛(楚州府教授),等等。

在《光绪余姚县志》中,余姚徐氏被写入列传的人物共二十五人,其中明代十六人,清代九人。明代为士涓、谏、守诚、爱、珊、允恭、天泽、建、子时、孔文、子期、震、世卿、重明、锦徵、泰。清代为培明、景范、沁、大岳、堂、以垣、灿、境、辰。其中徐爱、徐建属于马堰徐氏支,徐谏、徐震、徐景范属于姚江徐氏支,分别在下面三、四两章中介绍,此从略,其他人物介绍如下。

徐士涓,洪武初召拜河南按察副使。徐守诚,弘治六年(1493)进士。授南兵部主事,严于稽核,武卫因而改观。补刑部主事,陈述时政十余事,大多被采纳。任湖广佥事,审案不避权贵,多有昭冤纠错,最后官山东参议。徐珊王阳明弟子,嘉靖元年(1522)中举。次年会试策士以“心学”为问,反对王阳明的学说。徐珊叹道:“乌能昧我之所得以幸时好乎?”不对而出。后官辰州同知。徐允恭,为人至孝,从学王阳明。徐天泽,弘治十五年(1502)进士。历官南京工部主事、吏部验封司郎中、广西太平府知府。与王阳明交游,数度辩难,喟然叹服。徐子时、孔文、子期,都是诸生,为人纯孝,都曾割股疗亲。徐世卿,武生。万历十年(1582)署临山卫镇抚,历官守备。

征讨倭寇时牺牲,赐祭荫子。徐重明、锦徵,都事亲至孝,抚弟友爱。徐泰,乐善好施,推重气节。清军平定江南时,鲁王诸臣多殉节,徐泰设酒告于宗庙:“草莽臣将以故国衣巾见先人地下。”关门自 杀。经家人抢救而苏醒,后又入阁投缳而死。徐培明,为人孝友端方,每至年末收敛枯骨,买棺给埋,知县潘云桂书“仁寿”二字表彰。徐沁,博通经史,善长考证。康熙十七年(1678)荐举博学鸿儒,不就。著有《越书小纂》、《三晋记行》、《墨苑志》、《楚游录》、《谢皋羽年谱》。徐大岳,事母至孝,见遗不拾,为时推重。徐堂,博学,善长吟咏、弹琴,著有《桐江诗集》。

徐以垣,乾隆五十一年(1786)举人。官宝庆同知、麻阳知县、平江知县,勤于政事,善于审案,曾捐建昌江书院。徐灿,有义举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增建郡城试院西考棚,改制几案,又捐田十二亩作岁修之费。徐境,嘉庆五年(1800)举人。任永嘉儒学教官,后官丽水,有经济之才,著有《瓯吟纪事》、《括苍诗钞》。徐辰,光绪二年(1876)举人。淡于仕进,授徒讲学,“及门称盛,得其传者皆成魁士”。

分析上述徐氏人物的功业,我们大致可概括出两大特点。一是文武兼有而略重于文。如姚江徐氏自称“武弁起家”,“夙号儒家”, 自宋迄清有官宦九十人,绝大多数是文职官员,少数是武职官员。而这些武官,或为侍卫,或投笔从戎,或由武科出身,也都带有相当的文化素养。其始祖徐秉钝为执戟郎,是宫廷侍卫官。徐绍封本为诸生,“试棘闱不利,设效本省防务营”(《宗贤传赞》,《姚江徐氏三续增修谱》卷三),后议叙盐运使司运同衔,所以族人把他比作班超、鲁肃。徐燽官卫守备,候补都阃,是“书读孙吴”的武进士出身。二是数量众多,却又缺乏惊天动地的成就。

清明两代,徐氏各有封赠八人,但没有一个官荫,朝廷这种对徐氏人物之功勋的一般性评价,也证明了同样情况。然而徐氏在地方上的影响却又是相当深远。仍以姚江徐氏为例,在清代四次编纂县志过程中,三次与徐氏有关涉。第一次是康熙年间康如琏修志,聘徐景沛分修,徐景沛“以同事少直笔,且旧志史法卓卓可观,而挟私者率意删改,乃笑曰:‘吾为若分千秋唾骂呼?’遂坚辞不与。”(《宗贤传赞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四)第二次是乾隆乙未(1775)秋,唐若瀛修志,“每删削旧志列传”,徐燽见状,“至公局抗争乃止”。

(《宗贤传赞》,《姚江徐氏再续增修谱》卷四)第三次是光绪间重修县志,徐祖麟“相助为理” (《宗贤传赞》,《姚江徐氏三续增修谱》卷三)。所以连邻县慈溪的徐氏谱也称:“夫学后徐氏(即姚江徐氏),族盛人繁,非特姚邑所盛称,即吾慈亦素著者也。”(徐如玉《徐氏来源辨》,《慈南徐氏宗谱》卷首)

三、马堰徐氏

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都尊迁念二为迁姚共祖,但对于迁念二之名及其以前数代的历史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认为迁念二即徐处仁,其上三代分别是徐藻、徐林、徐蕆(马堰谱抄本误“蕆”为“藏”)。这是马堰谱《前谱图》所持观点,也与姚江谱《徐氏受姓居汴世原》一致(只是后者改“徐藻”为“徐积”),另一种认为迁念二即徐柟,其上五代分别是徐积(即徐藻)、徐处仁、徐徵(即徐林)、徐庆(即徐蕆)、徐谊。这是马堰谱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所附后代世系所持观点,也与姚江谱《南渡考正》相同。

《前谱图》与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所附后代世系两相比较,世系相差一代(《前谱图》缺徐谊),辈次又互有出入。对于《前谱图》,马堰谱称:“宋胡元扰乱,乘舆播越,士民望南奔窜,迁徙无常。吾祖扈跸,历金陵,历临安,驻足于余姚之桐木湖。其往来踪迹,只得于长老之传闻。至其神祖庙,悉已沦没,即欲求其坟墓所在且不可得。”(《后谱小序》,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第17页)显然,这是编者不定之作。

而姚江谱也称:“虽略纪数贤,而不敢言其为几世,恐未必皆本支也。” ( 《徐氏受姓居汴世原》,《姚江徐氏宗谱》卷二)同样说明其间可能存在讹误。比较马堰谱《徐偃王世系事迹》所附后代世系与姚江谱《南渡考正》所列各代,实同出于《宋朝源流总略》,只是马堰谱删节太多,缺乏考证,当以姚江谱《南渡考正》为准。

《宋朝源流总略》是徐肇宾根据别支徐谱而考订。而此别支徐谱所记世系终止于徐柟从弟徐憍之子,由此上溯徐处仁,不过五六代,其间世系当确信无疑。据《南渡考正》,有三点可以考定《宋朝源流总略》之信实。一是徐处仁为南渡始祖,其次子徐徵之子孙有居余姚、姚江两支。这是萧山圩里、剡溪、山阴、姚江等徐氏谱的共识。徐徵,宣和时官翰林博士,随父南渡,督军屯于姚江,这与马堰、姚江旧谱所载徐林官位、时间、居处都相同,当为同一人。徐徵之孙徐谊生四子,其中三子徐椿、四子徐柟分别迁居上虞、余姚,这与马堰、姚江旧谱所载迁念一徙上虞、迁念二徙余姚相同,徐椿当为迁念一,徐柟当为迁念二。

二是徐柟生三子,曾六朝奉住余姚,曾八朝奉迁盛陵,二八朝奉住姚江,这与马堰、姚江旧谱所载迁念二生二子,长子秉瑞居马堰、次子秉钝居姚江南基本相同。失迁盛陵一支,当是后人修谱考近失远之故。曾六朝奉当为秉瑞,称住余姚而不称住马堰,当有历史原因:马堰在余姚龙泉乡,迁姚始祖迁念二就落脚于此,当时萧山圩里、剡溪、山阴等徐氏当不以村落小名而以余姚县名相称,而后次子徐秉钝迁居姚江后,长子徐秉瑞继续留居马堰,其名当也沿用旧称。

三是从行辈推断,徐徵当是徐林、徐庆当是徐蕆。宋徐文远《谱图》、徐黾年《世谱图系》都记载徐处仁嫡侄有仲和、仲明、仲晹,而徐林字仲山,当为徐处仁子,而非旧谱所列为徐处仁祖,徐林当即徐徵;徐庆的堂兄弟有子安、子实之称,而徐蕆字子礼,都是以“子”字列首,徐林、徐蕆当是同一人。根据这一考定,姚江徐氏祠内、谱内世系都更以新定。而马堰徐氏就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抄本看,只是两种观点兼存,未作取舍。马堰支迁外分支则有从旧说,从新定两种。如迁云柯分支之谱仍沿旧说,把徐处仁误作迁念二;而迁县城支有《南渡始祖辨定六代》,以考定为准。这一考定由于其有故有理,也得到其他徐氏支派的肯定。如慈溪任徐村徐氏就感佩不已:“林公裔如下管、姚江二派,世次厘然。”(徐正谊《金川徐氏世系源流辨疑》,《慈西任徐村徐氏宗谱》卷二)

有关马堰徐氏以上数代先祖的遗迹,有徐将军庙和徐林、徐柟二墓,都在屿墩山(桐池湖)。徐将军庙祀奉对象有两种说法,一是徐林之弟徐琛,因其行第为四,所以“颜曰‘徐四将军庙’”( 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第14页)。二是徐林本人,“(徐林)葬海南屿墩山,今有徐将军庙存焉”,明洪武年间信国公访墓挽诗:“黄河流水几清浑,大将奇功百战闻。冢树不悬当日剑,空留啼鸟向斜曛。”(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第28)而徐林、徐柟墓,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每年祭扫。

姚江徐氏宗谱载:“二世祖仲山府君(即徐林)墓在马堰屿墩山,俗呼‘屿墩坟’,每岁族中数贤达捐分往奠。”(《家礼志略》,《姚江徐氏续谱》卷七)鉴于筹资无常,乾隆年间还有“南宅、北宅须合谋置产为久远计始妥”的建议,所以后来可能设有祭产。徐柟墓“每岁清明,通族子孙群往祭扫,归而散胙”(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•后谱小序》), 徐巨川注道:“余姚南城徐姓同马堰子孙于1949年前每岁祭扫”。(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第17页)

徐柟生三子,长子秉瑞(即曾六朝奉)住马堰,次子曾八朝奉迁盛陵,三子秉钝(即二八朝奉)住姚江。徐秉瑞子孙在马堰不断繁衍,至明代而大盛,“入隆明而族大人益多。家擅京坻之储,人享素封之乐,文物冠裳,森森济济,诗书礼乐,烨然美善,轮奂相望,与国都无异。厥后登仕籍者踵相接也”(《徐氏族谱序》,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第15页)。现择要介绍如下。

徐仕隆,洪武二十七年(1395)由荐举任大理评事,三十一年升右评事,三十五年升寺副,永乐朝随驾入京。徐祀,永乐二十三年(1424)由荐举任鸿炉寺序班,升广东布政司幕官,又升后军都督府奉直大夫。徐德辉,贡生,敕授修职郎,任江西南昌府县教谕。徐绍卿,嘉靖三十五年(1557)进士,历任兵部主事、兴化知府,诰授中宪大夫。徐鹗,翰林院侍讲、编修,诰授奉政大夫、吏部郎中。

徐恒锡,嘉靖十年(1532)举人,历官福建光泽县知县、广东翁源县知县,升山东济南府判,云南顺州知州,诰授奉直大夫。徐怀爱,嘉靖二十六年(1548)进士,选授江西万载县知县,敕授承德郎。徐方,嘉靖十四年(1535)进士,历任江西鄱阳县知县、江南扬州府知府,诰授奉政大夫。徐存义,嘉靖八年(1529)进士,历任四川叙州知府,工部员外郎中,诰授中宪大夫。徐克纯,贡生,任扬州泰州学正,敕授徵仕郎,著《注礼记心说》。徐应登,顺治十八年(1660)进士,选授知县,敕授承直郎。又有徐爱、徐建入传《光绪余姚县志》,下面详述其生平事迹。

徐爱(1487-1517),字曰仁,号横山,徐柟十一世孙。正德三年(1508)进士,任祁州知州。祁州靠近京城,百姓不仅苦于权 贵的欺压,还要频繁遭受官校以内批为借口而进行的随意逮 捕。同时,正值刘六、刘七农民暴 动,人心浮动,社会不安。徐爱下车伊始,就采取了六大措施:一、革除赋外岁羡以归还百姓;二、禁抑权势家族,保护民众不受剥削;三、询问民生疾苦,奏下裁定;

四、以法处置恣横军校;五、加强武备;六、延置明师,讲学行礼。七年,徐爱升任南京兵部员外郎。他以节减为要,工作有成。十年,升任南京工部郎中。徐爱留心财务出入,一年中节省浮费数以万计。又上疏陈言,提出“更化善治”的十件大事,即修君德,揽政柄,重宗本,轻计利,任忠贤,慎委托,重名器,革冗滥,去奢僭,立经制,壹政令,重守令,正赋役,崇教化和练兵恤远,都称得上是天下大计。

虽然“剸繁排难,拯疲民扼强御”非其所长,但由于他处理政事以邦本为念,不以利害趋避,所以往往都能做出成绩,反倒“有老练者所不能及”。(萧鸣凤《明故奉议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徐君墓志铭》,《横山遗集》卷下)相对仕宦,徐爱更大的功绩在于学术。早在正德二年,徐爱便拜于王阳明门下。不久,因上疏言事谪迁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回家辞别,山阴朱节、蔡宗兖在徐爱介绍下,拜王阳明为师。王阳明作《别三子序》相赠,嘉许“希颜(蔡宗兖)之沉潜,守中(朱节)之明敏,曰仁(徐爱)之温恭”,称“皆予所不逮三子者”,告诫弟子“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,是玉之成也”,“温恭亦沉潜也,三子识之”。

(王阳明《别三子序》, 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七)七年,徐爱赴任南京兵部员外郎,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王阳明同舟南下。一路上徐爱向老师讨教学问,王阳明把自己龙场“悟道”后对《大学》宗旨的新理解悉数相授。任职南京的五年中,徐爱亲炙师教,做好学人之间互通有无的工作,“为之骑邮以通彼我”(黄宗羲《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》卷十一),并讲学于金陵。徐爱还做了一项在传播王阳明学术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,即编辑《传习录》和《同志考》。

此前学者对阳明学说多有未信,待《传习录》一出,加上徐爱的“疏通辨析,畅其指要”(《明史儒林二》卷二八三),来学的人就日渐增多,门人也更加亲洽。而《同志录》是当时最全的王门弟子名录集,首书王学门人姓名,然后依次记录其字、地、年岁和及门时间,使王门弟子的姓名籍贯和年龄辈次一目了然,既便于同门联络,又加强了门人之间对学问的相互切磋与砥砺。徐爱勤于思考,又富有独创精神。他对阳学学说的信奉不是盲目的,而是有一个由疑至信、由思及验、“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”的过程。

他说:“予始学于先生,惟循迹而行。久而大疑且骇,然不敢遽非,必反而思之。思之稍通,复验之身心,既乃恍若有见,已而大悟,不知手之舞足之蹈,曰:‘此道体也,此心也,此学也。’”(黄宗羲《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》卷十一)徐爱往往能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,对阳明学说进行了独特阐释。他认为世人有两个痼疾,一是文字一是功名,而学者的大患在于好名。他特别指出,富贵夸耀是好名,带着个人心意而有“孝弟忠信礼义”之行,也是好名,因为这种行为是“有为而为”,含有私心。

他把人心之私分为两种,一是强加于人的“忮心”,一是有求于人的“求心”。忮心会产生计较、忌妒、骄淫、狠傲、攘夺、暴戾之恶,求心会产生阿比、谄佞、柔懦、燕溺、污辱、咒诅之恶。他认为“心德”是人之根源,不可少缓;文章名业,是人之枝叶,不可汲汲追求。所以为学之要在于“收放心”, 培养心德。具体办法是正心念,使邪恶不得客感人心,人心能够去除邪恶。徐爱只活了三十一岁,被誉为王门“颜子”。

徐建(1490-1563),字曰中,号桐湖,徐柟十一世孙。嘉靖七年(1528)举人,授福建福清知县。有宦官前来采办,声势熏灼。徐建力加抗抑,宦官为之气夺。后来改任古田知县。当地岁赋原为输米于福清仓,后改为折银,百姓称便,而卫官却嫌其价贱,要求加益。徐建向上司解释利害,得以按折银之议收赋。当时有矿工造反,进犯古田县。

古田有三大坑场:龙头、游家都设官军一百余人,并备民兵;宝兴距离县城二百里,靠近三峰禹溪,最为冲要,设官军五十人。巡按御史命令宝兴官军增守游家。后来矿工进犯宝兴,直奔水口,焚烧抢掠。巡按御史考虑增设机兵一百人,以备随时派送应战。然而增兵就要增饷,徐建便以“邑小兵饷无所出”上告,并建议:“宝兴要害地,官军既复,则水口民兵可无增设。三峰、禹溪有备,则龙岭、游家水口亦可无患。请改龙岭、游家民兵五十人卫水口,而抽龙岭莞洋兵驻三峰、禹溪之隘。”(《光绪余姚县志•徐建传》卷二十三)这一计策得到采用,使古田民不加税而守御稳固。后卸任,古田百姓祀祭他。归家后正是倭寇侵犯余姚之时,徐建力挺吕本新建南城之议,同时又主张做好 “量田”“均役”这两件免除百姓疾苦的大事,以为这与新建南城一样重要。

由马堰徐氏在明清两代的簪组蝉联来看,其宗谱、宗祠当早有创修。据《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》,宗谱创修于明成化七年(1471),后于明嘉靖、万历、崇祯,清道光、咸丰和一九九零年共六次续修。宗祠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(1717),祠名敦睦堂。敦睦堂有前厅五间,后堂五间,两边为侧楼,中间为戏台。前厅有“亚魁”、“父子登科”、“国光”三匾,后堂有“殿中执法”、“敦睦堂”、“绿野黄堂”三匾。笔者以为,五百余年七次修撰宗谱,称得上是传承不辍。而宗祠却迟至清初才创建,实在匪夷所思,也许这是重修或重建之祠吧。

马堰徐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分支向外迁居。数代后,有徐茂五迁居眉山。徐柟五世孙徐福七迁居余姚县城;福三的一支后裔迁罗巷;福五的一支后裔迁石桥头。六世孙徐儒二居鲤经河,其一支后裔迁余杭。七世孙徐原忠住后四房;珙一迁寺山吴家边。八世孙徐恂二住俞巷;恂四住犁经河;挺三、挺六住黄家畈;慥十五、慥十七住徐巷。九世孙徐晙三住俞巷;澄二居烛溪雷鼓;澄五去武康;马六、马十一居马堰东。十二世孙徐守中迁云柯徐巷;其一支后裔迁於潜。十七世孙徐子贤的一支后裔迁慈溪吴溪市。二十一世孙徐礽煟、礽荣、礽煜迁广德州。二十二世孙徐金声迁广德州;在城迁北京。

在这众多外迁支房中,眉山、余姚县城和云柯徐巷等三支相对兴盛,都建有各自的宗祠,修有本支的家谱。

眉山支由徐茂五自马堰迁至眉山之北,“我先世茂五公迁姚至云柯”,“由马堰迁眉山之北,依周塘而聚族焉” 。(《姚江眉山徐氏宗谱•徐尔康序》卷首)乾隆年间(1736-1796)建宗祠于大古塘南,称敦本堂。建宗祠后,眉山徐氏似乎未废前往马堰宗祠祭祖,因为谱中有 “公家宗祠立在马堰龙泉乡” 之注。眉山徐氏修谱始于清嘉庆戊寅(1818),由二十世孙徐开运、徐开钟编纂,称《姚江眉山徐氏宗谱》。后又于同治甲戌(1874)、民国十二年(1923)重修。

余姚县城支又称姚江徐氏支,与徐秉钝后裔的“姚江徐氏”虽同出于迁姚始祖徐柟,又同名,但祠不同,因为它是徐柟五世孙、徐秉瑞四世孙徐福七由马堰迁居余姚县城,奉福七为迁县始祖。余姚县城支宗祠起初在义井巷,祠内藏谱。乾隆年间发生火灾,宗谱“烬余者仅存十余本” (《失祠失谱由》,《姚江徐氏支谱》卷一)。后来徐又正进行补续。但是咸丰十一年(1861)太平军进入余姚县城后,徐又正所补续谱也遭散失,“只留单稿谱一本” (《失祠失谱由》,《姚江徐氏支谱》卷一)。

直到民国十年(1921),《姚江徐氏支谱》才由徐伯英编成。祠堂焚毁后,往东迁建。新祠座西朝东,南为棂星桥,北有石巍桥。新祠共二进,首进门房,悬“进士第”匾;二进祖堂,共三楹,悬“聚顺堂”匾。祖堂侧为义庄之屋。义庄由迁姚十五世徐允嘉后裔创设,其周济对象也仅限于该房,“恤族以允嘉公后两大房为率,非允嘉公后者概不给发”(《聚顺堂义庄条规》,《姚江徐氏支谱》卷一)。义庄始创于民国八年(1919),置田地六十亩,市屋四间,晒场基地一亩零,房屋五间。余姚县城支虽然也是诗书传家,但大多只是诸生,或在地方上任胥吏,只有迁姚五世孙徐廷圭考中明永乐丙戌科(1406)进士,授员外郎。明成祖修建北京紫禁城时敕修御街,卓有功绩,受到褒奖。官至南京工部郎中。

云柯徐巷支于明朝末年由十二世孙徐守中始迁,其子有二,即分为二大房,长子徐聪为南宅,次子徐世用为后宅。该支徐氏以从事农业为主,迁居他乡者不多,更无流寓外省的情况,“环顾族党,半皆农业”(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序》,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》卷首),“其中历时未久,尚无流寓外省传而不续等事” (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凡例》卷首)。云柯徐巷宗祠创建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由各房公议捐资一千六百九十四洋元,建楼一幢,名余庆堂,“无论远宗近祖,举耳目之所及者,一概采辑入祠,岁时祭祀” (徐乾麟《姚江云柯徐氏建祠碑记》,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》卷首)。同时,为保障祀事资金,又纠集三十六人组成追远祭会,“各出助鹰洋五元。

寻置得田三亩有零,附入祠内。每岁冬季设祭于祠以展拜之” (《追远会序言》,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》卷首)云柯徐巷宗谱始修于光绪三十四年,由徐源樟编辑,徐源镛校订。该谱称:“吾族旧谱失考,诸派散漫,杳难统续,惟云柯乃分支于马堰,兹宜以处仁公为一世祖,而以龙泉公(即徐守中)为十二世祖。”它一方面承认“旧谱失考”,另一方面还是承袭旧谱徐处仁为迁念二之说,把徐处仁误作迁居余姚马堰的始祖。云柯徐氏著名人物有徐乾麟。

徐乾麟(1863-1952),徐柟(《姚江云柯徐氏宗谱》误作徐处仁)二十一世孙。光绪元年(1875),进上海源兴祥洋酒烟糖店做学徒。九年后应聘进入江苏镇江专营外国水兵生意的“复昌办馆”。后来回沪任浦东洋栈经理。二十世纪初,徐乾麟任英商谋得利洋行华人经理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谋得利洋行首次在中国本土进行戏曲唱片录音。民国十一年(1922),徐乾麟与同仁在上海江湾镇南建模范工厂,招收游民生产橡胶制品,一度有员工二千多人。

可惜后因无力与洋货抗衡,终于停业。徐乾麟在开办企业的同时,奔走于公益事业,开展社会慈善活动。宣统三年(1911),徐乾麟和王晓籁、宋汉章等人,共同发起组织绍兴府所属七邑旅沪同乡会,“联络乡谊,图谋本籍及旅沪乡人之公益”。 次年同乡会开办商业补习学校,专招旅沪习商的同乡子弟补授普通学科及商业专门知识。绍兴旅沪同乡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活动,如民国七年(1918)组织临时治疫医局,派医至上虞、余姚等时疫发生地施诊给药;民国十一年募集55万元向绍兴赈灾,并协助建筑上虞海塘;

民国二十年与宁波旅沪同乡会、四明公所合组宁绍急救汉灾会,赴汉口赈救被难同乡回籍;募资改善绍属地区水路。民国四年,徐乾麟同上海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 “中国济生会”。广泛开展施放衣米、送诊给药、舍棺助葬、掩埋暴死,甚至挖井浚河、修路铺桥等等公益活动。民国六年河南黄河决堤,徐乾麟在上海募款六十余万元赈济;民国七年陕西关中地区旱灾,徐乾麟派人赴灾区发放赈款五十余万元;

民国九年辽宁、河北水灾,徐乾麟主持赈务。民国八年,徐乾麟与宋汉章、施则敬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,使上海分散的各慈善机构走向联合,更好地发挥救济功用。次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商品陈列所,徐乾麟任所长。随后定期举办展览会,会期逐步延长,展品不断扩充,对宣扬国货、抵制列强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徐乾麟还创办有万国赈济会、中国救济妇孺总会、各省义振会、闸北救火会、中国济生会、闸北水电厂、上海普法会、中华慈善团、乐善山庄等等企业或组织,徐乾麟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员,也是尊圣善会的会长,他的一生救生葬死,惠及黎民,不愧为功绩卓著的慈善家。

余姚徐氏宗族研究

施长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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